以行动和对话破解课改阻力

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处在从实验走向深化的过渡阶段。毋庸讳言，新课程改革无论是理论、政策还是实践领域，既不圆满也不平坦，充满了冲突和争论。

    应该说，冲突和争论体现了课程改革的“审议”品格。“审议”机制和文化，能够使课改关照、平衡政府、社会、学界、学校等方方面面的主张，从而比较好地保证了课程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性。但必须看到，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冲突仍然是我国课程教学发展的基本矛盾，课程改革仍然在应试教育的普遍压力下前行。如何有效辩护，从而确保课程改革在与应试教育的冲突中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重大议题。

    新课程改革普遍陷入了某种“囚徒困境”——我们知道实施课程改革总的来说是好的、应该的、必要的乃至迫切的，但如果别人不这么做而只有我们这么做，那么在应试教育的现实境遇中我们就会吃亏。但也必须看到，“囚徒困境”，更多的是基于境遇的功利选择上的“言行不一”，而不是基于理念的价值判断上的“口是心非”。应试教育施加的普遍压力，恰恰说明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反对乃至嘲讽新课程改革，可能正是对应试教育的迁就和屈服。对于新课程改革遭遇的应试教育的困局，美国教育改革学家古德莱德的这段话能给我们足够的启示和警醒：“改革很多时候被视为失败，其实不然，因为它们从来就未得到实施。”也因此，对课程教学中的改革之举，我们更应该惜护。只有在实践领域“步步为营”，累积和传导改革的势能，才能“步步为赢”，不断冲破应试教育的重重关隘。对汉阳一中“1+1”教学模式，以及一年前引起风波的徐州一中的“围坐学讲”模式等，均当作如是观。这才是应试教育情境下，对课程改革最坚实的辩护。

    无论是怎样的课改举措，总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对此，我们的辩护策略，应该是“扬长避短”“扬长补短”，而不是因“短”而退甚至因“短”而废。“育分”的应试教育不具有对“育人”的素质教育评头论足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由课改的缺陷来证出应试教育的优势，课改的缺陷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修改补正，这也是我们为课改辩护的基本的实践逻辑。

    当然，课程改革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有分属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就学校内部而言，有校长、教师、学生等；就学校外部而言，有政府、社会、家庭等。冲突与妥协，不可避免。课程改革的辩护者，在“立根破岩”“咬定青山”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应试教育压力这一普遍现实。没有学校和校长能够完全从应试教育中抽身而出。

    在不同“当事人”的情境中，课改遭遇的阻力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但，阻力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多利益主体的对话、交往，可以赋予办学和教学的“审议”的品格，提高学校的公共品质，促进“学校成为社会中心”。另一方面，既然作为“中心”，学校应该在多声部的对话场域发挥价值引领与能量聚合的作用，必要时可“先声夺人”“高声示人”。无疑，“课程改革”是复杂主体对话中的“关键词”“高频词”，对实践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课程改革，是相关主体共同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机会。徐州一中“围坐学讲”模式“风波”的平息，带来的是学校内外部教育生态的持续改进，“围坐学讲”模式不仅没有消顿，反而为更多中小学学习借鉴。汉阳一中“1+1”教学模式，已经得到了学校内部师生认同和教育行政部门认可。通过持续对话，一定能够将社会和公众吸纳进来，营造更加有利于课程改革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编审）